前不久,民營企業家曹德旺在接受采訪時談到中國制造業綜合稅負高于美國。對此,社會各界掀起了一場關于我國企業稅費負擔問題的討論。有學者提出“死亡稅率”概念,也有財稅專家表示,既不能過分夸大稅負,也不能漠視爭議背后的企業成本憂慮。
第33期“議事廳”關注企業稅費負擔話題:企業的稅費負擔狀況究竟如何?為何部分企業的稅費痛感強烈?如何為企業減負、為“中國制造”加油?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采訪了一些企業家、稅務部門人士和專家,嘗試從多個角度探討為企業減稅降費的路徑。
專家觀點
可以根據企業的稅費占利潤的比例來衡量企業的負擔程度。企業繳納的稅費除以企業營業收入,分母太大了。如果分母換成銷售利潤,稅負率會顯得很高,但是可以更直觀地反映企業的“稅費痛感”。
在部分行業,稅費等負擔確實已經影響到企業的生存發展。企業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微觀細胞,企業發展不好將影響整個宏觀經濟穩中求進的大局。
——天津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財政系教授李煒光
美國正通過稅收、貨幣、匯率等利好政策吸引中國的制造業轉移。中國需要通過政策性減負打一場制造業的保衛戰。
根據測算,一個國家的服務業占比達60%時,經濟增長速度會下降到6%以下。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制造業的推動,這個國家的經濟速度肯定會下滑。制造業較快、較早“空心化”可能會嚴重影響“中國制造2025戰略”的實施。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應對國外的挑戰,防止中國制造業被掏空。
——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
不應脫離公共服務水平去看稅負水平。中國幾千年以來的稅收思想都是輕徭薄賦,低稅的確能帶來經濟的繁榮發展,但稅負過低也可能導致政府難以保證基本的公共服務。
目前,政府有關方面在財政公開上推動的改革,其實就是要把收支透明化。從長遠來看,只有理清收支,才能更加明確收了多少、用了多少,才能量體裁衣、以支定收,使稅負更加合理,從根本上緩解企業的稅費痛感。
——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稅收系主任朱為群
上述專家由本報記者楊紹功采訪
■哪些因素讓企業有“負重感”
前不久,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在美建廠引發了輿論關注,甚至還出現了所謂“死亡稅率”的說法。
“死亡稅率”的說法未必能站得住腳,但是,中國企業稅費負擔真的不存在問題嗎?顯然也并非如此,不然的話,各級政府也不會對降成本減稅負那么重視。以廣東為例,近年該省財政稅務部門打出“組合拳”,全力推動降成本行動計劃各項政策措施落地。來自廣東省財政廳的數據顯示,2016年1至11月,廣東各地各部門落實降成本行動計劃直接為企業減負約1857億元,預計全年可順利實現為企業直接減負1940億元的目標。
當前,企業稅負到底存在什么問題?廣東財經大學校長于海峰這樣對記者說,從各種數據的對比看,中國企業稅負并不會比外國高,但放在當前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中進行觀察,有些企業確實比較艱難,因此,進一步減輕包括稅費在內的各種負擔,讓企業“輕裝上陣”,有利于中國經濟跨越低潮期,快速實現新舊動能順利轉換的目標。
“我們并不認為中國企業的稅負要比其他國家高。”珠三角某著名家電企業集團有關負責人說,將各種稅費統籌納入考慮,企業在國內的綜合稅負遠低于該企業在海外國家所承擔的稅負。據介紹,該企業在越南、白俄羅斯、埃及、巴西、阿根廷、印度等國家均建有海外生產基地。
那么,到底是什么原因讓一些企業覺得負擔重呢?
地方營商環境是因素之一。“有一些地方,我們不是很愿意去投資。原本說得很好,去了之后,各種各樣的問題一大串,各種各樣的收費也來了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企業家對記者說,在一些地方,盡管規范清理收費三令五申,但壓而不減,清理的多是一些無關痛癢的收費項目,“大頭”并沒有減掉多少。
一些稅務部門資深人士告訴記者,不少企業反映,國家法定征收的稅收是可以承受的,但讓企業心煩的是那些在各種法定稅收之外的“亂收費”,而且在不同地區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。
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嚴酷的市場環境讓企業利潤趨薄。記者在珠三角調研時,一些外貿企業告訴記者,我國不少出口產品,價格還不到進口同類產品的一半。
“規模擴張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邊際效應正在迅速式微。”受訪的多位業內分析人士一針見血地指出,國際產業競爭日趨激烈,人口紅利減退,中國企業已經無法再通過簡單復制和擴大市場,就能獲得足以讓企業活得很滋潤的利潤。
“我們必須看到,由于各種復雜因素交織,企業的利潤率正在降低。這是企業‘負重感’相對升高的重要原因。解決‘稅負感’過重的問題,必須解決產品附加值技不如人的問題。”于海峰說。
不少專家認為,對“死亡稅率”,我們不能僅停留在“批判”層面,而要看到,即使這只是一種誤讀或抱怨,卻最終能夠成為全國話題,確實也反映了當前企業生存發展過程中艱難的一面。
在一些西方國家正在推進“制造業回歸”的背景下,在人民幣匯率正在引發全球關注的背景下,在我國外貿增速進入“放緩期”的背景下,我們必須穿透“死亡稅率”話題,客觀理性地觀察企業生存境遇,實事求是地看待中國經濟現狀,與時俱進,動態調整企業負擔,營造良好營商環境,讓企業能夠真正地“輕裝上陣”。
■聽企業家算算稅費負擔細賬
近期,企業的稅負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門話題,眾說紛紜,莫衷一是。日前,記者訪問了兩位東北企業家,聽他們算算稅費負擔的細賬。
賽姆集團董事長徐永平曾經在加拿大學習、工作和生活了12年,2002年回到東北發展,不僅注冊成立了自己的企業,而且被聘為大學教授和博士生導師。談及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,徐永平說:“從我在國外和國內的切身感受來看,咱們的企業稅負不算低。”
他說,“五險一金”的支出負擔過重且稅負過高,這已經成為企業最大的壓力。以一個職工為例,如果職工到手的月收入為5500-6000元的話,公司每個月實際上要為這名職工支出1萬元,“五險一金”繳費合計達到企業工資總額的40%左右。如果員工想要實際到手1萬元工資的話,那么企業就要付出1.5萬多元的成本。美國職工工資比中國高很多,人均大約是中國的5倍左右,但他們的“五險一金”在工資中的比重卻沒有我們高。
國內土地價格支出盡管低于日本和歐洲的一些寸土寸金的國家,但比美國、加拿大要高出很多。如果是一些中小項目,在國內支出人民幣1000萬元的話,在加拿大只需要人民幣300萬元；如果是大型制造業項目,政府還會給一定補貼。“由于土地價格便宜,我的一個同學在加拿大買了12個地塊(每個地塊3平方公里左右,而且是永久性的),搞了個種子公司,從事牧草種子和草坪種子的生產。”他說。
徐永平說,我國目前的稅收法律體系還需要進一步完善。我國現行的有效稅種為18個,但只有3部實體稅收法律,即企業所得稅法、個人所得稅法、車船稅法。其他15個稅種“游離”在全國人大的立法之外,包括增值稅、營業稅、消費稅等主要稅種,都是根據國務院制定暫行條例征收。
“再比如,在加拿大,除個別的高速公路外,基本上不收費；而國內的高速公路,收費期很長,路橋費過高,加重了企業的物流運輸成本。”他說。
“還有一點對比也很明顯,”他說,“在加拿大,企業如果沒有實現贏利,暫時不用納稅,而且會有人跟蹤服務,安排企業家志愿者(相當于創業導師)免費提供指導。而咱們只要營業就要交稅,不利于企業健康成長。”
徐永平認為,高稅負會使企業競爭力下降,影響企業長遠發展,調節得好會發揮企業的作用。
“中央對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高度重視,國家三令五申減輕企業負擔,但目前我們的感受還不是很明顯。”東北一家高技術公司的總經理告訴記者。
這位總經理說,對公司來說,“五險一金”的費率不僅沒有下調,反而上調了1%:因為單位承擔的生育保險由0.4%上調到1.2%,工傷保險由0.6%上調到1.3%,失業保險由1%下調到0.5%。“五險一金”中,公司最多承擔40%,職工承擔20.5%,合計占工資總額的60.5%,單位負擔很重。
他向記者展示了一份公司的交稅明細:公司除了要繳納17%的增值稅,還要交城建稅(增值稅稅金×7%)、地方教育費(增值稅稅金×2%)、教育費附加(增值稅稅金×3%)、采購印花稅(原材料金額×80%×3‰)、銷售印花稅(營業收入×80%×3‰)、房產稅(房產原值×70%×1.2%)、土地稅(一塊地是6元/平方米,一塊地是4.5元/平方米)、工會經費(應付工資×2%)、所得稅(利潤總額×15%)、河道費(營業收入×1%)、殘疾人保障金((用人單位在職職工人數×1.5%-用人單位殘疾人數)×單位在職職工年平均工資)。除此之外,企業支付的稅費還有貨物運輸(運費金額×5‰)、加工承攬(加工費金額×90%×5‰)等等。
這位總經理還說,要讓實體經濟走向良性循環,企業負擔不能過重,過重就會導致產品成本過高、低價競爭,甚至有些企業可能還往生產劣質產品上走。“實體經濟的發展不同于房地產等來錢快的行業,需要長期的培育和積累,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,國家應當在稅收上予以扶持。應當參照國際慣例,定一個適當的、企業能夠承受的稅率,不能把所有費用讓企業承擔。”（來源：新華社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