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開年首個國務院常務會議上，李克強總理一語中的地指出：“仔細掰開來算細賬，主要是企業的非稅負擔過重”“企業成本高在哪兒，還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？”
為什么說“非稅負擔過重”？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指出，與發達國家比，中國的宏觀稅負其實不算高。但若單就制造業和美國比，中國企業承擔的稅負的確高些，因為稅制不同，美國以家庭、個人繳稅為主，企業繳稅為輔；而中國主要對企業征收，因此有中國企業繳稅更多的印象。一旦企業過重負擔不是源自稅收，而是“制度性交易成本”，李總理的劍指，可就是在招呼“向我開炮”了。
人民日報海外版指出，制度性交易成本，主要是指企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種制度、規章、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，如環評、能評、清潔生產、土地等一系列審批成本，是（企業負擔中的）一大塊。
作為國家行政體系的最高首腦，李總理對自己領導的領域不諱疾、不掩飾，反而招呼“向我開炮”。足見中央治理亂收費決心之堅定。
一方面是曹德旺等企業家群體的吐槽抱怨，一方面是國家總理的診脈辨識、責任獨攬。“擔當”二字清晰可見。那么，沒有法律依據的、上不了臺面的、非稅的“制度性交易成本”，到底憑什么橫征暴斂？又為什么尾大不掉？厲害就厲害在“制度性”上面。
人民日報海外版已經指出了，制度性交易成本，主要是指企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種制度、規章、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一系列審批成本。由此看來，似乎還不是亂收一氣。有規章有制度嘛。可既然有規章有制度，怎么還不可控、進而演變成沉重包袱？
“工業用地需要幾十萬元、上百萬元一畝；把水、電、氣接入工廠都需要高額費用；環評、能評、清潔生產等各道審批環節也要花不少錢請第三方出報告。這種狀況把不少原本想投資實業的企業嚇了回去，甚至嚇到了國外去。”這是宗慶后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對企業成本高的問題的分析。
由宗慶后的分析可以看出，企業經營成本高，原因很復雜，雖然不都是能輕易解決，但其中“費”這一項是有解決余地的。因為企業原本不該付。
如今環保事業深入人心。為了經濟產值而破壞環境，國人是不屑為之了。曹德旺也好，宗慶后也罷，如果為了辦企業就破壞環境，必將難容于世。既然如此，環評、能評、清潔生產等等，何以仍不能見容于宗慶后？
筆者以為，環評、能評、清潔生產等等，作為制造型企業開辦前提，一樣不可少。不但不能少，而且一點兒都不能打馬虎。但這不意味一定要由企業付費。環評審批，是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對企業的監督和考核，既然是監督考核，就不能收監督費或考核費。表面上看，這筆考核費是由第三方評估機構收的，似乎無不可；其實付費的應該是政府。無論費用多高，都應該由政府出。相反，讓企業出考核費，不僅法理不通，而且極易造成評估方為收費而昧良心，造成中介不“中”、評估不“平”、公正不“公”的弊端。
規章制度是人定的，而且十有八九是個別領導大手一揮就一言九鼎就山呼海應鐵定下來。誰管你三七二十一。
“水、電、氣接入工廠都需要高額費用”。這不奇怪。只是看似不是政府直接收費，其實意思也差不多。水、電、氣，哪一項不是政府壟斷行業？政府定價，賺錢自然政府支配。
當然，我國能源資源短缺，價格自然反應成本。但是，比美國貴，說明其中必然有不正常因素。比如同樣是波音、空客飛機，我國機票比歐美貴。
至于“工業用地價高”，那沒辦法。中國人口多，人均土地資源就少，地價貴是必然的。美國土地便宜，那時因為他們人少。這是國情，政府難以一時改變，唯一的途徑是控制人口，而不是輕率放棄血淚換來的計劃生育國策。所謂的“人口紅利”純屬誤導，人多，人均產值就一定高？企業用不起地，修高鐵拆遷成本高，這能是“人口紅利”嗎？
不僅對企業亂收這費那費，其實，政府對公民個人，有時也一樣錙銖必較。小小的一個護照本，能有多少工本費？能達到200元人民幣嗎？說是到期可以延長，結果延長同樣要再掏200元。不管辦照人是否需要，都必須有償照相，一次20元。
對企業猶如泰山壓頂的政府收費，按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分析，雖然不合理，但是有依據，有文件，放在明處，似乎還不是亂來；但是，筆者懷疑，是否還有沒文件依據的、存放在暗處的收費？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周清杰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：“從上市公司年報或企業自行披露的費用來看，中國的各類‘費’非常多，且不透明。這既包括明面上的費，也包括各類尋租和灰色成本。‘費’沒有法律來規定，其中不規范的地方就更多。”他認為，而且由于費的征收具有相對隨意性，這就為企業的成本和收益預期帶來不確定性，讓投資環境中增加了不確定的因素，不利于新投資的進入。
暗處的收費多于明處，于是就難怪非法的收費大于法定的稅收。（來源：中華工商網）
